硕士延期对导师的惩罚(研究生如何对抗不良导师)

  ?本刊见习记者?曾宪雯 / 文?

  谌彦辉 / 编辑

  谢飞终于毕业了,尽管比学校规定的日期晚了整整半年。这一天,导师在他的论文上签字,看着对方落笔,谢飞悬在心里的石头总算落地,三年半的研究生生活在2020年底画上句?号。

  他从没想过自己会“延期毕业”。在大多数学生眼里,“延毕”通常是因为学分未修满或者论文未能顺利完成。“它听起来就像留级一样。” 看着同届的要么继续深造,要么就业,谢飞心酸又难以言表。

  从2019年10月开始,谢飞着手准备毕业论文,一个多月后,导师对初稿不满意,但也没有指出问题在哪儿,怎么去写,她总说,“逻辑有错误,你自己思考。”到2020年6月,在正常的毕业前夕,谢飞还在修改论文。

  论文答辩通过后,他一直在跑各种材料,但导师迟迟不在毕业论文上签字。每一次被拒,他都会陷入沮丧、崩溃等情绪的泥沼。整理好心情后,只好又对着电脑看文献、重新修改论文,如此反复。

  “毕业是一个过程,每一个关卡导师都可以拖。”谢飞料想签字不会顺利,他和导师的关系一直紧张。毕业前一年,导师曾扬言让他“延毕”。“是的,她的确说到做到了。”谢飞苦笑道,在能否顺利毕业这条路上,从一开始,导师就占据了相对的主导权。

  妥协,还是抗争?不少研究生面临导师“延毕”的安排,内心陷入这两种情绪的斗争。他们或忍耐,或反抗,有的甚至以死相逼,迫使导师妥协,最后成功毕业离开了学校。但也有一部分人不堪学业压力,导致研究生自杀事件频发,让这一象牙塔尖的群体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2020年11月13日,教育部出台《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为导师指导行为划定底线。面对一些导师滥用职权的行为,《准则》能否作为一种官方的处理方式,确保导学关系不再冲突,目前仍是一个问号。

硕士延期对导师的惩罚(研究生如何对抗不良导师)

  2016年3月31日, 某高校举行研究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视觉视觉 图)

  延期毕业超两成

  四年前,谢飞对研究生生活充满期待。眼下读研也成为一种大趋势。

  据《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我国研究生招生91.7万人,其中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约80.5万人,博士研究生招生超过10万人,较1949年招生人数增长3789倍。这一年,全国在学研究生达286.37万人。

  谢飞向往的研究生生活是自由、轻松的。他没想到的是,大部分在学研究生对未来其实充满了迷茫与焦虑,而最令他们焦虑的一点是:我能否按时毕业。

  “上了研究生以后,你面临的是竞争更加激烈的环境,大家都很优秀。”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白净说,研究生们要应付学习上的压力,实习中的工作压力,可能还要应对走向社会找工作的压力,各种各样的压力包裹着他们。

  一些抗压能力弱的学生出现厌学心理,学业进展缓慢。一些学生则明显低估了研究生学习的专业要求,以为“混”三年就能获得文凭,实际上,学位越高,对自身能力的要求也越高。

  “学硕要发论文,专硕要实习,对于理科专业,更是少不了枯燥繁复的实验。”谢飞说。

  硕博毕业的要求都是论文,有的学校要求发表三篇期刊论文,其中至少一篇英语论文被“科学引文索引”(简称SCI)收录,才有机会申请毕业论文的答辩。若想顺利发表论文,还涉及到研究方向、课题的选择和实验设计,如果入学第一年还没有确定课题和方向,后续留给自己的时间就不多了,因为,实验周期和论文投稿周期都较长。

  写论文前,谢飞做了三个月的实验,时常从学校跑到郊外取样。“这个过程不管有多么辛苦,这都是你应当付出的。”谢飞说,但付出并非都有正向的回报。

  在他之前,实验室里的一些师兄、师姐延期到五年毕业,“我现在是研四毕业。” 谢飞就读的学院目前“延毕”的学生有十多名。“没有哪个人不想学习,但‘延毕’就是一个很无奈的事实。”

  吴良的研究生学位攻读了五年。2010年,他考上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学习有机化学专业。

  在读研期间,除了论文被卡,通过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吴良就用了3年。四次提交开题报告,三次反馈结果为驳回重写,重写后又再次驳回。

  2014年10月,第三次开题申请遭拒时,校方表示吴良科研能力不行,如果不听从导师安排,硕士也无法毕业。“我本来考进去的时候是硕士研究生。读了两年之后,就转成了硕博连读生。”吴良对自己有很高的期许,但这些梦想都沦为空谈。

  王静是北京一名在职研究生,近期也遭遇延期毕业的困境。一年多来,她和导师只见过一次。“他可能早就忘记我长啥样了。”她抱怨道,疫情发生后,他们一直在线上交流。“我们都追着导师,但很多时候,导师根本没时间搭理你。”

  近年来博士研究生的延期毕业率持续上升,延期毕业逐渐成为常态化现象。据教育部统计数据,2003年预计当年研究生毕业生数为13.1万人,实际毕业生数为11.1万人,近15%未能按期毕业。到2018年,研究生预计毕业生数为77.3万人,实际毕业生数为60.4万人,超过两成的研究生延期毕业。

  与硕士相比,博士延期毕业生数增幅较大。在2018年,硕士实际毕业生数是博士的将近9倍,但博士延期毕业生数超出硕士近五万人,延毕率达到64%,超六成的博士无法正常毕业。

  一位女同学最近由硕士研究生转为硕博连读生,“她四年都没发过文章,还要去读博,延期毕业要到什么时候?” 谢飞隐隐不安,“她很危险。”

硕士延期对导师的惩罚(研究生如何对抗不良导师)

  12月14日,江苏淮安,考研的学生在图书馆学习。(@视觉中国图)

  谁挡住了毕业的脚步?

  谢飞一直后悔当初对导师的选择,他原想找一个年轻的老师有更多的时间指导自己,但事与愿违,“我当时就是太盲目了。”

  他看不惯导师的一些作为。“她很爱唠叨,又在同学间搬弄是非,今天说这个不好,明天又说那个不好。” 如果有学生请教,她又会说,“这个东西你不会?我觉得你可以退学了,导师是教你这些东西的吗?”在谢飞眼里,导师只关心数据是否漂亮和能否发一篇高水平文章,至于实验室哪些步骤和节点需要控制,她不会考虑。

  毕业前,谢飞向导师提出实习,她却以先发英文论文为由反对。理工科的论文发表不在一朝一夕,考虑到自己的职业规划,且论文最后不会有自己的署名,他向辅导员反映了情况。辅导员事后劝说导师平衡一下科研与就业,但导师不为所动,她扬言,“你敢去我就让你延毕。”

  谢飞当时就有不祥的预感,心里有一丝恐惧。之后毕业论文没发,导师也不指导,他有时也会焦虑,一段时间甚至出现躁郁症状。“我很倒霉。”谢飞有些懊恼,导师平日对他的学业几乎放任不管。

  2019年11月份,毕业论文初稿写完后,导师一直没有帮谢飞修改,只是反复提出,论文逻辑有错误,想不明白就继续思考。这让谢飞颇为光火,“如果学生什么都会,还用你来当导师吗?”

  可现实是,导师对学生的开题报告、中期检查、学位论文审核和答辩等环节均有着一票否决的权力。除了让学生延期毕业,一些导师让学生做与科研无关的私事,要求学生超长时间工作、克扣科研补贴、卡论文发表等现象时有曝光。

  据教育部数据统计,目前全国共有研究生导师46万人,他们是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2020年9月22日,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洪大用对《新京报》指出,确有部分导师指导精力投入不足、指导方式方法不科学、质量把关不严,甚至有个别导师出现师德失范问题。

  吴良的导师经历了频繁的更换。他记得最初的导师是江老师,后来换成孙老师,孙又安排一个刘老师带他。刘老师又找了个理由走人,后来换成赵老师。那个时候,他在北京攻读的课程几近结?束。

  有一天,吴良接到赵老师的电话,要求他参与电解水阳极催化材料项目。他对此感到疑惑,因为当时还没有选修电化学知识。调研课题后,吴良曾多次提出新的研究方向,但均遭到导师反对。

  之后,新来的李老师又成为他的导师。吴良制备了一系列掺杂钙的二氧化锰纳米线与掺杂钙和银的二氧化锰纳米线催化材料,并进行性能评价实验,发现掺杂钙以后的二氧化锰纳米线催化转化频率确实高于二氧化锰纳米线,这是一个有价值的新发现。

  李老师向他索要实验数据时,承诺将吴良署名为第一作者,但论文发表时,吴良仅为第二作者。“他们也知道,因为硕士毕业要有一篇第一作者论文,第一篇论文我是第二作者,如果新的论文没有及时投稿,可能又要延期了。”吴良说,他读研已经五年了。

  “他们希望我能够再延期,硕博连读生最多可以读八年。”对此,吴良深感痛苦,“这是想把我榨干?了。”

硕士延期对导师的惩罚(研究生如何对抗不良导师)

  2016年6月18日,复旦法医学专业一位研究生在实验室整理实验数据,完成导师布置的课题。(新华社 图)

  “要么忍气吞声,要么跳楼 ”

  “再这样下去,我对他们不会客气的。”吴良愤怒了,和李老师约谈的时候差点把桌子掀翻。

  李老师当场爆粗,仍没有同意他发表论文。后来,吴良的父母去学校,导师担心事情闹大,花一天的时间就修改了论文。当天投稿,两周后发表,编辑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也就硕士毕业了。”吴良说。

  在知乎、新浪微博等社交平台,许多网友匿名发声,吐槽自己与导师之间的故事。但大部分网友不敢曝光导师的行为,也拒绝接受媒体采访。在读研究生小池吐露,“有一次,我问师兄可以举报老师吗,师兄说那可能是在举报整个圈子。”

  “现在有种的年轻人太少,大部分有类似经历,但是又不敢举报导师。” 尽管对导师不满,谢飞坦言也没有举报的念头。

  像他们这样的研究生,多半会主动或者被动从事科学研究相关的工作,将来也会有一些利益相关的往来,或者是上下级从属关系,“都是一个团队的,抬头不见低头见。”谢飞说。

  现实中很多人和导师的关系基本是上下级关系,这使得学生感到很卑微。不少研究生早已满足毕业要求,却被导师拦在门外,他们默默承受着延期毕业的压力。“要么忍气吞声,要么跳楼。”吴良不由一阵感?慨。

  2020年9月,上海交通大学和南京大学接连发生两起研究生自杀的案件。

  一个月后,微博昵称为“红烧土豆叶”的一名网友在微博发文,称因疫情耽误了课题实验的进度,自己又在实验过程中屡受挫败,他害怕延毕,最后选择在实验室自缢身亡。

  他在遗书中写道,“经过长期实验后,得到老师‘数据没有意义’ 的评价,好几次通宵做实验,可最后仍对自己的实验数据感到绝望,于是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并希望下辈子变成一只猫。”

  近年频频曝出的研究生自杀事件,大多与他们的导师相关。比如西安交通大学的博士生杨宝德在灞河溺亡、武汉理工大学硕士生陶崇园跳楼自杀、华中科技大学陈泽民跳楼身亡等。南京邮电大学一名研究生向室友借打火机,在凌晨两点将实验室的易燃易爆品点燃,炸死了自己。

  面对导师 “延毕”的安排,南京理工大学一名博士生不得不以假装跳楼威胁导师,最终导师无奈妥协,校方也为其办理了毕业手续。

  自然杂志的一项研究表明,研究生群体中焦虑和抑郁的发生概率是普通人的6倍以上。很多研究生背负生活和学业双重压力,很难对未来抱以期望,所以才会选择一些极端的方式。

  将导师告上法庭

  吴良最终将导师告上了法庭,毕业两年后,他才意识到,“这是一个法律问题。” 他起诉的理由是,第一篇SCI论文第一作者署名被导师占据,第二篇论文又遭其阻拦迟迟未能发表。

  在吴良状告导师侵害作品署名权的专栏文章里,林冲脸上刺青的配图多次出现。吴良对《水浒传》没有特殊的情感,之所以用林冲做配图,是因为觉得自己跟被逼上梁山的他一样,满是屈辱。

  起诉前,吴良开始梳理多年人证物证,在他的计划里,状告导师只是第一步,如果胜诉,他还要向导师背后的学校甚至教育体系发起挑战。

  接到法院的传票时,距离原定开庭日还有一个多月,吴良立即开始寻找证人。为证明李是惯犯,他致电先前抱怨导师的师妹,但对方一直拒接电话。吴良又找多名同学作证,找相关老师,均被婉拒。

  相反,李老师提供了一个证据,他和几名学生以书信的方式,证明论文都是他所写,吴良不学无术。2017年10月26日第一次开庭,看到两名学生前来为导师作证,吴良怒不可遏,气得浑身发抖。

  他并未因此气馁,当年学校统一发放的实验记录本记录了他3年来的实验过程,使用学校指定邮箱的往来邮件也可说明问题。为防止证据被毁,他向法院递交了证据保全申请书。但让人意外的是,法院拒绝调取学校保存的实验记录本,调查取证邮件内容时,证据目录里出现的人,往来含有word或ppt证据的邮件不见了,其他邮件则完好无损。

  之后,吴良与母亲前往法院,在书记员办公室,吴良遇到了他的导师。笔录期间,李老师接了一个电话,吴良又听见对方在催促他赶紧发表新论文。那一刻,他感觉李老师即将被调离。

  2019年5月25日,法院宣判吴良败诉。同年10月,李老师调往另一所高校。

  “这种官司很难坚持到最后。”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律师斯伟江说,一位同济大学跳楼学生的家长曾找到他,希望能够诉诸法律,后来家属出于各种原因又放弃起诉。

  平日里,研究生们也只敢在网上匿名泄愤,走到法庭上的少之又少。即使是引起舆论关注的事件,涉事导师也不一定败诉。斯伟江表示,在处理这类问题上,法律是缺位的,他在代理武汉理工大学硕士生陶崇园跳楼自杀一案时,发现《教师法》里找不到适用的法律解释。

  第三方投诉机构是关键

  离开学校的那一天,吴良内心深处毫无波澜,父亲对他说,“终于可以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他找工作屡屡碰壁。吴良的履历并不耀眼,“一个研究生五年才完成学业,人家肯定觉得我有什么问题。”他说。

  在求职的路上,他因此受了不少冷眼。第一份工作与专业完全不相关,吴良在一家生物公司“打杂”。原本,他对自己有很高的期许,计划进入中科院,希望能够做出引入教科书的发现。

  吴良一直痴迷有机化学,他从未考虑从事非科研的工作。在同学眼里,他就是一个搞科研的“书呆子”,但这段经历改写了他的人生轨迹。

  状告导师侵害作品署名权后,吴良开始从事 “教无良导师做人”的咨询。“导师卡毕业,这个是咨询最多的问题。”他介绍说,现在付费咨询有三十多人,也有一些人免费。

  “他们都应当拿起法律的武器,给后人提供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吴良说,法律目前没有赋权,这一现象也没有上升到一个制度的层面,老师依然可以“压榨”学生。

  为缓解日渐突出的导学矛盾,2020年11月13日,教育部出台《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提出十项“不准”,似乎明确界定了研究生导师的行为边界。但《准则》出台后,一些网友对其实际效用也有些怀疑。

  在职研究生王静的第一反应是“没什么用”,她认为《准则》缺乏量化标准,在十项“不准”中,皆没有明确指出违背《准则》的具体行为。她说,“现在这个准则,并不是一个约束,可能会流于形式。”

  针对如何化解当前的导学矛盾,斯伟江认为应该削减导师的权力,设置独立于学校之外的第三方投诉机构。若无第三方机构介入,学生出于对遭受打压的恐惧,权利遭到侵害时依旧不敢曝光。

  “其实这些机构我们都有,但它们的关键职能更多的是管理,而不是维护权利。”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出,当导师有学术不端或违背师德的行为时,学术委员会和教师委员会应进行独立的调查;当一个学生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学生会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生机构,应该站出来维护学生的权利。

  谢飞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后一直忐忑不安,他害怕打击报复,时常会想起被导师处处为难的日子。他期待和导师和解,像平常人一样对话。(采访对象谢飞、吴良、王静、小池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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