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专访数学家丘成桐)

  《环球人物》专访数学家丘成桐:我从未见过“天才”

  人物简介:

  丘成桐,原籍广东省蕉岭县,1949年出生于广东汕头,同年随父母移居香港,美籍华人,国际知名数学家,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现任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主任。

  初春的清华园,绿意盎然。穿过二校门,民国时期的建筑隔绝了外界的喧嚣。路上行人很少,每一座古朴的老建筑都散发着一种跨越百年的静谧感。

  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就位于这片建筑中的静斋。门口的照片墙上,整齐排列着近百位授课教师、博士后的简介,不同国籍、不同肤色的学术精英汇聚一堂,而最上方的中心主任一栏,便是丘成桐的照片。

  在这位国际知名数学家的办公室里,他向《环球人物》记者聊起自己的童年,再次将时间带回过去。70年流金岁月,半生往复于东西方之间,从跨越文化的隔膜到自己也成为连接东西方的桥梁之一,丘成桐的人生正如他在新出自传中所写的那样:“这种感觉,使我置身于一般地图上找不到的位置,介于无论在历史上、地理上、理念上甚至口味上都是南辕北辙的两套文化和两个国家之间。”

  《环球人物》专访数学家丘成桐:我从未见过“天才”

  丘成桐曾在行旅之中无数次自问:我真正的家园何在?他在美国麻省剑桥市有套住了30多年的房子,在北京也有一套公寓,但心灵的安托之所则是第三个家——“它就在数学的国度内,我在那里栖迟最久,至今差不多半个世纪了。”

  对丘成桐来说,数学具有一种超越的力量、一种升华的意义,是他在世界各地畅通无阻的护照,也是他探索世界强而有力的工具。中文与英文难免出现沟通障碍,数学却常常能打破语言和文化的隔膜,让人类产生共鸣。

  丘成桐是客家人。这个族群的祖先为躲避战乱,从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多次迁徙,逐渐流散到世界各地。丘成桐的祖辈世世代代居住于广东蕉岭,1949年,刚出生几个月的他随家人迁居香港。

  因为父亲要养一大家子人,丘成桐的童年生活是困顿的,迫于生计,他们搬过几次家。“贫穷给我们最深的印象是没有东西吃,隐约的饥肠辘辘的感觉。”但生活并不因此而痛苦,四周的农田是丘成桐和兄弟姐妹的天然食堂和游乐场,每天仍充满乐趣。

  真正的痛苦是丘成桐14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整个家庭立刻陷入一片愁云惨雾之中。丘成桐的父亲是一位教书育人的学者,非常重视子女教育。在父亲的启蒙下,丘成桐小时候背诵了大量古文、古诗词,对人生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他在襁褓中便离开内地、20岁赴美留学,也始终没有忘记根之所在。

  “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叫沙田,是九广铁路(即广九铁路,连接广州和香港九龙)经过的地方。我每天沿着铁路上学、下学,常常看到运货的火车来来去去。那些货物都是从广州运到香港的,什么都有,我还记得内地闹饥荒的时候,火车上的牛啊、猪啊,都比之前瘦很多。”丘成桐对《环球人物》记者回忆道。

  香港的教育分成英文学校和中文学校两类,中学时代的丘成桐上的是中文学校,要背下60篇古文经典,用毛笔默写下来,100分满分,错一个字扣5分。丘成桐对记者回忆,普通古文是成篇的,背起来比较容易,最难背的是《论语》,都是一小段一小段的,漏掉一段就零分了。

  30多年后,丘成桐在内地访问时,每次遇到需要题字的场合,都可以熟练地拿起毛笔写下诗句,就是少年时代打下的基础。

  1969年,丘成桐以优异成绩从香港中文大学崇基书院提前毕业,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读,师从数学泰斗陈省身。他仅用两年便获得博士学位,从此开启了耀眼的学术生涯:27岁破解顶级数学难题卡拉比猜想,震动世界;30岁成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终身教授;33岁获“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兹奖,是首位华人得主;45岁获数学界杰出成就奖——克拉福德奖;61岁获数学界终身成就奖——沃尔夫奖。

  《环球人物》专访数学家丘成桐:我从未见过“天才”

  多年来,除了学术上的成就外,丘成桐也以直言不讳著称。与前辈、同侪、弟子之间,对一些事情的观点不同,他在世人面前并不隐晦。谈到国内学术界的一些问题,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痼疾,他的批评也直截了当。但在丘成桐日常写作的诗词里、文章中,从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家国情怀同样令人动容。

  “遥望长城意自豪,风云激越浪滔滔。雁鸿东返安湖泊,骐骥西来适枥槽。家国兴荣一任重,算筹玄妙自功高。廉颇老矣丹心在,愿请长缨助战鏖。”这是2020年6月,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成立时,丘成桐现场所赋的律诗《愿请长缨》。

  尽管婴儿时期便离开内地,丘成桐却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发展变化,要求自己在美国出生长大的两个儿子必须学习中文。在海外工作生活多年,祖国一直在他的生命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1979年,丘成桐第一次回到内地访问。他曾描述当时的心情:“当飞机在北京着陆时,我心潮澎湃,就在飞机旁,俯身触摸祖国的泥土。”那次访问让他百感交集,一方面终于踏足故土,另一方面也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客观地认识到“中国要在生活质量和教育水平上追上西方,还有一大段路要走”。他带着复杂的心情回到美国,开始思考自己的责任:“我还是希望能竭力相助,哪怕是一丝一毫都好。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众志成城,也许有一天能有所成就,扭转乾坤。”

  《环球人物》专访数学家丘成桐:我从未见过“天才”

  多年来,丘成桐为中国的数学教育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创建数学研究中心,培养青年英才;为增进华人数学家的交流与合作,他发起组织国际华人数学家大会,在国际数学界发出华人之声;设立“丘成桐中学数学奖”“丘成桐中学物理奖”,举办“丘成桐大学生数学竞赛”,发掘和培养数学新星。

  “我强烈地相信,我们为中国站起来,中国自己也会站起来;我们更尊敬祖国,其他国家也会尊敬中国。”

  《环球人物》:您说过不喜欢“天才”这个词。在数学领域,您认为天赋和勤奋的关系是怎样的?

  丘成桐:可以这么讲:70%靠勤奋,30%靠天赋。解决数学难题需要艰辛的努力,没有快捷方式可走。我在这个领域几十年,从没见过靠着灵感、一夜之间破解难题的人。能考上清华的学生当然是有基本天赋的,但能不能出成果,能在这条路上走多远,还要看学生的用功程度。

  《环球人物》:这几年很多中国父母热衷于将孩子送进课外培训班,您怎么看这种做法?

  丘成桐:如果培训老师是第一流的学者,那么对孩子大有好处;如果是机械式的培养,只是教孩子做习题、应对考试,开始几次可能还不错,太过分的话就会有很大损害,会把孩子对这个领域的兴趣毁掉的。

  《环球人物》:父母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考上最好的大学。

  丘成桐:名校确实培养出很多一流人才,但要成为一流人才不一定非名校不可。老实讲,我从来不认为天才是存在的。很多所谓的天才,最后都不成材,没有真正的贡献。因为做研究要持之以恒,要花很多时间,一项研究往往要十年八年,甚至20年才能完成。

  我们今天的研究都是站在前人的基础上的。几千年来,全世界有多少杰出人物,你想在一天之内超越他们累积下来的成果,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实上,你比不上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要想有所突破、有所贡献,只能依靠坚持,常年地思考、常年地研究,这并不是考上名校就能达到的。

  《环球人物》专访数学家丘成桐:我从未见过“天才”

  《环球人物》:中国有过几次出国潮,最近几年又出现回国潮。对于出国留学这件事,您对现在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丘成桐:今天中午我还跟我们研究中心的老师讲,比较一下师资,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我们都不比美国的名校差,即使是哈佛、普林斯顿这种超级名校,我们也有信心在短期内和它们并驾齐驱。

  学生要出国,当然有一定的好处,出去看看走走,增长见识,感受一下多元化的世界,尤其是国外一流学校,还是值得去的。但如果不出去,也不代表有什么损失,因为现在国内也能提供同样的研究氛围,无论是学风还是论文水平,至少在清华做研究不会比在国外差。所以我对学生的建议是,可以出去,但不必长年累月地待在国外,以交流的形式出国几个月、半年,体验一下就可以了。

  《环球人物》:传统上,中美教育理念有很大不同。美国一般鼓励孩子多说话,自我表达、自我肯定;中国更倾向于少说多做,谦虚低调。您是怎么看这两种教育理念的?

  丘成桐:如果没有做到5分,却讲成10分,这是不好的,真有学问的人不会这样,无论中国还是美国。但如果我做到了10分,我就客观地讲出来,也没什么不对。

  中国人的谦虚,有时候是假谦虚。嘴上说自己这不行、那不行,心里却绝对不是这么想的。坦白讲,我很不喜欢这种人。明明心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嘴上偏偏要说自己不行。假如别人真的说这些东西不是他做的,他就要气死了。

  《环球人物》:您曾经说过,很多中国学生非常出色,却很难保持学术初心,一旦有了成果就开始追求其他的东西,不再全身心投入研究了。为什么会这样?

  丘成桐:一方面是家长的影响。中国家长给了孩子很大的压力,希望孩子选择赚钱多的专业,物质生活更好一些,兴趣则不是最重要的。

  即使清华大学也有这种例子。一个学生数学念得很好,家长却坚持要他改学经济管理,因为将来可能比数学专业赚钱多。最后学生拗不过,只好转到经管去了。

  相对来说,西方的教育更鼓励孩子追求自己喜欢的事情,相比于物质,更看重精神上的满足。你喜欢学音乐,可以;喜欢学体育,也可以。但中国父母是自己觉得什么东西对孩子最好,就要求孩子去学,中国文化又讲究孝顺,所以孩子的压力也很大。

  另一方面,社会环境也让学生难以保持初心。即使父母不干涉,很多年轻人在取得一些成绩后,也会受到名利的诱惑,开始考虑更多的利益。即使他们到了国外,也很难摆脱这种思想,能一直投入研究的不多,能走到学术顶尖位置的就更少了。

  《环球人物》:国内经常讨论学术创新的问题,您认为这和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系吗?

  丘成桐:有一定关系,但不完全相关。社会物质水平提高后会有一些好转,但这也和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格有关。

  坦率地说,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更讲究中庸,缺乏冒险精神和进攻性,所以封建社会晚期的中国是非常保守的,祖先留下的传统一点都不能变。这在西方看来是很可笑的事情。如果你父亲那一套明明不行了,你还要按他教的勉强维持、不思变革,认为改变就是对不起祖宗,那整个社会就不可能有创新和进步。

  过去100多年,中国已经慢慢改变了很多,吸收了西方文明的一些优点。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守住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东西,不能抛弃自己的根本。这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今天的我们还处在变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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